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
ʱ䣺 2019-10-08

  史前考古,探寻的是没有文字记载以前中国文明的“初始秘密”。在中国现代考古史上,有一个人打破了“中原中心说”怪圈,提出了“满天星斗”模式,对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4年工作到1997年离世,六十多年,他只做了一件事,用自己一生践行了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大众化,虽只是一介布衣教授,却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这个人就是中国考古学界泰斗,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苏秉琦。

  2016年11月,中信出版社出版《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考古学家、前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在为该书所写的跋中写道:“秉琦师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年了。他为中国考古学做出的贡献及所取得的成就铸成了一座巨大的丰碑,这座丰碑是中国考古学跨入成熟期、进入新时代的标志。”而在之前的2015年10月,苏秉琦先生长子苏恺之出版了《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苏恺之的讲述,让我们感受到一个考古学家在跌宕的时代中充实而丰富的一生。

  苏秉琦1909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家里办有当时在高阳数一数二的纺织染布工厂。作为排行最小的“老四”,他深受家人疼爱。1928年高中毕业后,带着家人“振兴家业,实业救国”的嘱托和期望,苏秉琦单身北上求学。然而19岁的他却违背了家人的愿望,有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抉择。

  原来,到北平后不久,苏秉琦就报名参加了北平工业学院的入学考试,期间看到该学院的设备陈旧,校园里空气沉闷,担心在此学不到多少技能。加上在与同乡和新认识友人的接触中,“深深感到国家的形势严峻,青年的责任重大”,于是没去工业学院报到,决心改学历史以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并“隐约想过将来当个历史老师,站在讲台上向青少年讲述中华民族辉煌的古代史及屈辱的近代史”,于是掉头报考了爱国气氛浓烈、学术思想活跃的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文预科。

  北平师范大学的两年预科和四年大学生活让苏秉琦受益匪浅,并成为他“成长的定型期”。有意思的是,1933年夏天,还是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苏秉琦就和另外五个年轻人一起,到泰山的普照寺给冯玉祥和夫人李德全讲了整整两个月世界史课程。苏秉琦每周二晚上讲,轮到别人讲时则当听众并参与讨论,每次讲课后都要在一起议论一番,古今中外畅所欲言。苏恺之回忆:“冯玉祥一口的保定府口音,遇到我父亲也说乡土话,立刻拉近了距离。父亲还陪同冯玉祥一家去探望了泰山孤贫(儿)院,也去过冯玉祥办的小学(今冯玉祥小学)。……这次特殊的经历时间不长,但对他思想观念和世界观的成长、提升有深远影响。冯玉祥‘心地的大度,眼界的宽广,对人的平和,善于倾听的姿态,淳朴自然与体谅民情的心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冯玉祥对一些御用文人的献媚取宠、见风使舵做墙头草、见利忘义等行为十分反感,这也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说‘这就给我打了预防针,更懂得了做人的尊严、人格和义气’。”贰国难当头,学术自由

  1934年大学毕业,原本想在北平或者老家当历史教师的苏秉琦,在校长的推荐下到了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所长是徐旭生,下设考古组和历史组,苏秉琦进的,是刚刚起步的考古组。工作之后,他“像海绵那样渴求知识,渴求和那些有学识的人交往学习”,不久就和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有了书信交往,傅斯年和陈寅恪所崇尚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给了他极深的记忆,绵延一生。

  参加工作的第一年,苏秉琦就被派往陕西宝鸡斗鸡台从事田野考古工作,随后负责沟东区的发掘,由此开启了他长达60多年的考古生涯。在宝鸡斗鸡台工作时,有一件事,身为长子的苏恺之在1997年父亲去世后才全面了解:“在宝鸡斗鸡台工作的最关键时刻,经费许久不能到位,又恰有一位民工因墓坑坍塌伤亡,现场工作很难为继。为了让这个摊子不至散伙,父亲就毅然写了个条子,请白万玉次日一早,带上一名体格健壮的民工和防卫用的,徒步三天直奔西安,去找那时在西安的三伯父。我的三伯父看完纸条让他俩休息一夜,第二天就把500大洋藏在几个麻袋的货物里,雇了两匹骡子。他俩日夜兼程,安全带回了斗鸡台。这笔钱相当于我父亲9个月的工资。但事后,他没有向研究所汇报这个事情,更没有申报(要回)这笔费用。”

  1938年,29岁的苏秉琦为了继续自己的事业,忍痛抛下身在北平的母亲和妻儿,单身一人到了昆明。1941年,妻儿才到昆明团聚。这一年,苏秉琦的十万字书稿《山西宝鸡县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在邮寄给香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时,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而下落不明。1945年抗战胜利,为了抢时间接收研究所资料和资产,苏秉琦又先于家人回到北平。

  对于在昆明的这段时间,苏恺之回忆:“我后来联想到,那个特殊时期的工作环境——国难当头、困难重重,缺乏工作的基本条件,行政人员极其有限,没有年度计划,没有年终检查,各种会议极少,更没有奖励、补助、加薪一说。他们却无一例外地自觉做自己认为应该做、争取条件做的事情。学术空气是自由的,心境是积极向上的,同事关系是相对轻松的。这样的学习、工作环境,有值得深思之处。”叁耿介一生,“满天星斗”

  “文革”中苏秉琦遭遇了巨大的冲击,但从未放弃对考古事业的坚持,从未改变耿直的品性。

  苏恺之印象很深,当年李济先生和徐旭生先生有个口头约定:考古人员不许自己收藏任何古董,不许和古董方面的任何交易沾边。他们的这个口头约定非常有力量,“徐先生又把这个约定传给了他的下一代,没有,没有保证书和签字。父亲说:‘这是对学术执着所得来的力量,是人格和信仰的力量。’”也因此,大约在1973年到1974年间,父亲怒气冲冲说起的一番话,让苏恺之一直印象深刻,“这个人人皆知的革命家,能写会画,读书很多,我本很尊重他,不想他却是个卑鄙小人……这个人名为生,却不如叫死。……这个人去过一位客人所在的博物馆‘视察’,看中了几个古代名人的砚台和毛笔,透露出很有兴趣。他手下的随从立即领会,暗示博物馆的负责人要送到他家去鉴赏,其实就是有借无还了。今天我才知道,他从各地收敛来的文物可是不少,青铜器、文房四宝、书画印章。他多次去北京文物管理所收走文物,以及古书上万本,有的线装书还是珍本、孤本。太不像话了,太贪得无厌了,卑鄙无耻到了极点……他这种人还能把革命引领到什么地方?……我鄙视他。”

  “文革”后,苏秉琦继续为重建中国史前史孜孜以求,其主要贡献可概括为两个理论,“一是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谱系论’;二是以‘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三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道路理论’”。

  在文明起源论中,苏秉琦打破“中原中心说”怪圈,提出了“满天星斗”模式,为探究中国文明起源做出了重大贡献。赵汀阳在《选编代序》中认为,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理论是一个“具有思想性的历史解释模型”,“按照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的政治权力核心或者说政治中心的形成甚至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距今约5000年前或更早;但根据现代考古学和史学研究表明,那种传统叙事其实是将后世中央王朝政治制度倒映为远古格局的想象,是一种基于认祖归宗的历史叙事与政治合法性追认。尽管这种现实倒映为历史的政治追认早已被证明为一个神话,但许多人却又接受了另一种替代性的文明起源中心的想象,即相信中原自古就是中国文明的核心,黄河中游地区是中国文明的‘摇篮’,中原文明代表了自古一直领先发展的中国文明。这种广为接受的历史想象并不完全是错误,但其中却包含某种一厢情愿。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纠正了这种理解偏差,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而中原文明只是众星之一,而且并非众星之核心。满天星斗时期大约持续了2500—3000年或更长,占去中国文明发展史的一半或一半有余的时间,应该是中国文明的奠基阶段。智能生活尽享洁净——松下空气净化器,在今天,满天星斗模型已经广为人知,应该说是关于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最优解释模型,尽管并非没有异议,但其基本解释力却难以撼动。”

  从1934年工作到1997年离世,六十多年,苏秉琦只做了一件事,用自己一生践行了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大众化,虽只是一介布衣教授,却是中国考古学教育的主要创办者,参与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考古学专业,培养了众多引以为豪的优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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